——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传播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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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杰 杨欣怡
【内容摘要】中介化研究目前主要围绕“物质中介”与“技术中介”展开。本文试图从实体、文化两个面向拓展“中介”一词的内涵，描述并分析“粤港澳大湾区”流通、凸显、勾连内陆与全球要素、大陆与港澳认同、传统与现代思想、本土与外来文化传播的种种可能，进而阐释“一带一路”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社会意义。
【关键词】中介化；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传播；一带一路
一、前言
“湾区”指的是由一个或若干个海湾、港湾、岛屿组成的文化及地理意义的空间或区域。“粤港澳 大 湾 区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Bay Area，缩写：the Greater Bay Area）作为继美国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日本的东京湾区后的全球第四个著名湾区，在中国的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粤港澳大湾区，具体指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简称“两区九市”。因此，“粤港澳”是涵盖了小珠三角的大珠三角地区，并在一个中国范围内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共存于三个省级行政区域内的大经济区域，因此具有重要的国家战略意义。从酝酿到正式实施，粤港澳大湾区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在 2005 年发布的《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2020）》中提出以港澳为依托，构建珠江口湾区，正式出现了“湾区”的概念；在 2015 年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首次明确使用了“大湾区”的表述；2017 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2019 年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以文件的形式确立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因此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现实要求，有关“湾区”的研究也日渐增多。
在 20 世纪末，由于“湾区”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意义凸显，我国出现了“湾区经济”的说法，这也成为了既往关于湾区研究的一个主要视角，此类研究关注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协同发展机制，如大湾区的要素流动、资源整合、产业结构等。除此之外，依循《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部署，有关粤港澳大湾区的研究辐射范围广泛，重点覆盖如生态建设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中次区域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文商旅产业发展研究等领域。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学者从教育、语言、文化影视、湾区华人华侨的地方感建构、青年人才培养、地方性别与数字空间再造等更为具体的视角开展研究。
在新闻传播学领域，既往研究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域内的媒体实践、媒介形象、媒体报道、对外传播、数字记忆、传媒发展、城市群形象传播等方向展开。从这些研究中可知，粤港澳大湾区中的许多问题都与“传播”有着紧密关联。但这些研究与传播相关的探讨较为分散，缺乏一种统筹性视角，未能很好地将“湾区”与“传播”进行学理层面的勾连。虽然“湾区传播”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并未完全成立，但基于粤港澳湾区本身特殊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结构和社会构成的差异性，可以投射出湾区所带来的“中介”传播意义。从地理位置看，“湾区”不仅处于陆路交通与水路交通的节点，更是“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撑。从文化传播看，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华文化向外输出以及海外文化进入中国的重要枢纽，它推动着粤港澳城市群间、地域共同体、文化信仰间的相互共鸣与传递。从此种层面看，探究“湾区作为实体与文化中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不仅将“粤港澳大湾区”理解为实体意义上的“中介”，更将其视为一种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中介”，借助湾区的地理与文化意义进一步拓展对未来湾区建设的认知。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何谓“中介”？如何理解作为实体与文化意义的中介？其勾连了何种可能？
二、理解“中介”
“中介”（medium）是指具有连接或区分主客体双重性质的“介质”。能够担当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方角色，前人往往将“中介”一词赋予技术意涵，认为“中介”往往能够起到居中调解、组织、转化的效果。随着欧洲传播研究的兴起，“中介化”（mediation）一词走入了当代传播的视野。在西方世界里，“中介化”存在着不同的讨论意涵。第一种将“中介化”的概念泛化。认为其中介对象不只是传播，它还可以用来表述任何媒介所带来的高度现代化的情况。第二种从“人类传播活动”的角度加以考察。任何媒介化过程都是符号中介过程，当人们在交流活动的参与中通过语言或其他非语言符号相互联系时，社会生活就具有“中介”特征。第三种从“媒介与社会”的角度加以考察。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拉美学者马丁·巴布罗（Jesús Martín Bar-bero）开始主张关注“媒介”如何成为中介各种社会或文化势力的过程。英国文化研究也注意到了“中介场域”的重要性。约翰·汤普森（John B.Thompson）在其1995 年所著的《媒介与现代性》一书中提倡关注电子媒介在“中介”现代性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专注于符号形式及其生产和循环的方式。雷蒙德·威廉梳理了“中介”包括：“介入并居间调和”、“传输”以及“切割对分”的三层意涵。随后，索尼娅·利文斯通在此基础上提出大众媒介与其他社会制度的关系密不可分，而今“一切都被中介化了”（Everythingis mediated），所有重要的社会制度、机构、组织都在“中介化”过程中经历转化（transformed）与重组（reconstituted）。英国学者罗杰·西尔弗斯通认为“中介化”是我们考察媒介社会的日常生活与文化互动的理论视角。逐渐地，“中介化”发展出了“媒介中介社会生活”这层含义。
（本文为文章截选，完整版请见《教育传媒研究》2024年第4期，本刊已入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相关学术数据库）
本文系广州大学重点人才项目“内在对话视域下社交媒体时代自我传播的新进路研究”（项目编号：RZ2022005）、“媒介化视域下平台下沉对城乡沟通模式的变革研究”（项目编号：YJ202301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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